第372章 家常

雪下了一整天，到傍晚还没停。细碎的雪粒变成了大片大片的雪花，从灰蒙蒙的天上慢悠悠地飘下来，落在四合院的青瓦上，落在老槐树的枝丫上，落在那口养着锦鲤的大缸的冰面上，积了薄薄一层白。院子里的灯亮了，橘黄色的光洒在雪地上，把整座院子照得暖洋洋的。王卫东推开大门，鞋底踩在青石板上的积雪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他把大衣领子上的雪拍掉，跺了跺脚，推门进了屋。

客厅里的热气扑面而来，眼镜片上一下子蒙了一层白雾。他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重新戴上，看见小弟正坐在沙发上看文件。小弟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毛衣，领口露出白衬衫的边，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得很。他听见门响，抬起头，见是王卫东，手里的文件往茶几上一搁，从沙发上弹起来，快步迎过来。

“哥，回来了？”语气里带着那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特有的兴奋劲儿，像是有满肚子的话等着要说。

王卫东把大衣脱下来挂在衣架上，换了棉拖鞋，走进客厅。“嗯，今天不忙？”小弟跟在后头，“还行，手头的事处理完了，就早点回来了。”他的目光一直追着王卫东，等他在沙发上坐下，自己也跟着坐下来，身子微微前倾，迫不及待地开了口。

“哥，我有个事想听听你的意见。”小弟从茶几上拿起那份文件，翻开，指着其中一段，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他说得很快，但条理清楚，先是什么事，再是什么背景，最后是什么问题。王卫东靠着沙发，听着，偶尔点一下头。小弟说完了，抬起头看着他，等着。

王卫东没有马上回答。他端起茶几上的水杯喝了一口，“你的想法呢？”他问。小弟说“我是这么想的”，又把他的分析和对策说了一遍，这回说得比刚才更细。王卫东听完了，想了想，说了几句话，不长，但每一句都点在了要害上。小弟听着，眼睛亮了，连忙在文件上记了几笔。

哥俩就这样一问一答，小弟说好几句，王卫东回一句。小弟说的多是政策、制度、方案，王卫东回的则是方向、分寸、底线。不是他不愿意多说，是他知道，有些东西需要小弟自己去悟。他说得再多，不如小弟自己碰一次壁、摔一次跤来得实在。但他又舍不得让小弟摔得太狠，所以每次都在关键的地方点一下，不是指路，是指出哪里有坑。

王卫东看着小弟的侧脸。灯光下，那张年轻的脸棱角分明，鼻梁挺直，眉毛浓黑，嘴唇抿着，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他忽然想起小弟小时候的样子——瘦得像根豆芽菜，光着脚丫子在田埂上跑，被石头绊倒了趴在地上哇哇哭，他跑过去把他拎起来，拍掉他身上的土，小弟挂着两行鼻涕，含混不清地喊“哥、哥”。那时候小弟的脑袋刚到他腰那么高，他低头看他，觉得这个小东西烦人得很，甩不掉，骂不走，一转眼就跟在他屁股后头跑了十几里路。现在这个“小东西”大学毕业了，因为在校成绩优异、各方面表现突出，直接被公安部召入办公厅，成了一名正式科员。同事都知道他的亲哥哥是公安部的副部长，但他从来不拿这个说事，不炫耀，不张扬，该值夜班值夜班，该出差出差，该挨批评的时候低着头听着，从不搬出哥哥的名字来挡事。有人私下问他“你哥是部长，你怎么不去个好点的部门”，小弟说“我哥是我哥，我是我，我靠自己本事吃饭”。

王卫东知道这些事，是从别人嘴里听说的。部里的老同事偶尔会跟他聊起，说“你那个弟弟不错，踏实肯干，不张扬，是块好料”。他听了，心里高兴，但脸上不露。回家也从不当面夸小弟，怕他翘尾巴。但他心里清楚，小弟把他当成了榜样。不是那种挂在嘴边的崇拜，是那种闷在心里、用行动去追赶的敬重。小弟学他早起，学他看文件，学他跟人打交道的方式，学他遇事不急不躁。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嘴上不说。

“行了，今天就到这。”王卫东把水杯放下，“你那些问题，不是一天能解决的，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回去再琢磨琢磨，想深一点，想远一点，别光看眼前。”

小弟合上文件，点了点头，“嗯，我知道了”。他没有急着走，坐在沙发上，端起自己的茶杯喝了一口，目光落在窗外的雪上，忽然说了一句“哥，你说我以后能到你那个位置吗”。王卫东看了他一眼，小弟的表情认真，不是在开玩笑。王卫东没有正面回答，“先把眼前的事干好，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小弟“嗯”了一声，没有再追问。

“吃饭了——”母亲的声音从厨房传出来，拖着长音。

一家人陆续往餐厅走。母亲端着一碗醋蒜蘸料从厨房出来，放在桌上，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坐下来。父亲坐在主位，手里端着小酒杯，水杯搁在旁边，里面泡着浓茶。他夹了一个饺子，咬了一口，嚼了嚼，“今天的馅调得不错”。

母亲被夸了，脸上有光，但嘴上不饶人，“你每次都这么说，上回说咸了，这回又说不错”。父亲不理她，又夹了一个。母亲给王卫东碗里夹了一块肉，“多吃点，你看你瘦了”。王卫东说“没瘦”，母亲说“瘦了，下巴都尖了”。王卫东不跟她争，低头吃饭。小弟自己夹菜，吃得飞快，母亲说“你慢点，又没人跟你抢”。小弟嘴里塞着饺子，含混不清地说“妈，这天底下你做的饭最好吃。

一家人吃着、聊着。窗外的雪越下越大，院子里已经积了厚厚一层白。屋里的暖气烧得很足，玻璃窗上蒙着一层薄薄的水汽。母亲夹了一筷子木耳，嚼着嚼着，忽然停下来，望着窗外的雪，像是想起了什么，悠悠地说了一句：“哎，这北京下雪了，也不知道上海那边天气怎么样，冷不冷？”

饭桌上安静了一瞬。

王卫东知道母亲说这话的意思。她想上海了，想大妹、小妹、还有那些老邻居、老亲戚。来北京这两年，日子是好过了，住的院子大了，吃的东西好了，出门车接车送，什么都不缺。但有些东西是北京给不了她的，是弄堂里的烟火气，是街坊邻居隔着窗户喊一嗓子“吃了没”的热乎劲儿，是大妹每隔几天就来串门、一进门就喊“妈我回来了”的那种闹腾。

陈文琪放下筷子，伸手轻轻拍了拍母亲的肩膀。“妈，等过完年，开春了，天暖和了，我带着您和爸回趟上海，去看看大妹和小妹，还有大伯、二伯他们。”语气轻快，带着一种“这事包在我身上”的笃定。

母亲没有说话，只是点着头，眼眶有点红，但没有掉眼泪。她端起碗，喝了一口汤，把那股酸意咽了下去。父亲坐在对面，手里夹着烟，没点，他听着母亲的话，看着窗外的雪，陷入了沉思。那种沉思不是在想什么事，是在想一个很远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他种了一辈子的地，有他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有他还没来得及好好告别就匆匆离开的亲人。

北京好啊，北京什么都好。但他有时候会梦见上海郊区的那个村子，梦见田埂上的泥土，梦见灶房的炊烟，梦见那些已经叫不上名字的老邻居蹲在墙根底下晒太阳。他夹了一个饺子，慢慢嚼着，没有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