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苏亦与考古学先驱（求追读）

  其实，这些都是从史料之中抠出来的说法而已。

  当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的“考古学会”，简章说得好听，但只是停留在字面之上，属於光喊口號，没法落地。

  实际上，马衡时期的北大考古研究室並没有弄出什么像样的学术成果。

  其实，多学科的研究，並非只有北大国学门在倡导。

  当年李济先生也在倡导。

  比如，1926年，西阴村遗址出土半个蚕茧，他就专门请生物学者刘崇帮忙。

  1929年为了研究殷墟出土陶质化学成分，他就曾经委託中研院地质所的李毅对各种陶片標本进行化验；

  1931年春季在安阳出土较大型青铜器，便通过协和医学院的步达生找到英国皇家科学工业学院採矿业教授哈罗，而哈罗就是欧洲矿业界的权威，曾分析过许多埃及的铜器。

  不仅如此，殷墟出土的各种动物骨骼，李济也向新生代研究室的杨钟健和德日进求助。

  甚至抗战期间，李济还弄了一个简陋的实验室做陶器比重吸水率研究，坚持运用物理观察和化学分析的方法处理殷墟陶器，对陶器原料的品质做了分析。

  另外，李济还对金属標本进行金相分析、地貌分析等。

  从李济的种种处理出土遗物的方法，就可以看得出来。

  早在民国时期，考古人就开始利用科技研究考古学问题。

  然而，这位“中国考古学之父”因为1948年押运文物赴台，使大陆对他学术思想的研究直接被视为禁区。

  实际上，大陆这边对李济態度，也经歷各个阶段的。